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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康熙評點為“天下清官第一”的張伯行(1651年-1725年)一生有三敬——敬身、敬德、敬民,這三者是一脈相承的關(guān)系,在其為人、為官、為民各方面,我們都能見到張伯行努力堅守三敬之道。
以敬持身,要內(nèi)外兼修。張伯行遵從父訓(xùn)讀賢人志士之書,自幼恪守賢儒的敬身觀念。張伯行尊崇南宋理學(xué)大家朱熹,其《近思錄》等書日夜誦讀,得出敬身要做到內(nèi)外兼修的感悟。他非常認同“心術(shù)正乎內(nèi),威儀正乎外,則敬身之大體得矣”。在私塾讀書期間,課間小憩時,與滿屋追逐跑鬧的同學(xué)異樣的是,張伯行仍然是正襟危坐,舉止莊重,全神貫注學(xué)習(xí)課業(yè),宛然君子之行,做到了心術(shù)正乎內(nèi),威儀正乎外。由此,他得到了私塾老師贊其有儒者氣象的好評。
進士及第后的七年漫長時光里,他專門打造了一座讀書園,整日所思者乃謹身寡欲之道,不敢有絲毫懈怠。為官任職后,張伯行更是在謹身寡欲方面下足了功夫,害怕因自己的疏忽而未能為百姓謀利,害怕屬下的官吏仗勢欺人、貪贓枉法而使百姓受了苦。張伯行在自著的《困學(xué)錄集粹》中自問道:“善者,我果能有否?不善者,我果能無之否?”常思己過,故能防患未然。張伯行日夜捫心自問檢視自身和畢恭畢敬為人處事的態(tài)度,讓他能時刻保持清醒、保持警惕。
以敬修德,要躬行踐履。古稱不朽者有三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在三者中,立德居于首位。張伯行一生著述頗豐,整理匯編賢儒著作五十余種,名為《正誼堂全書》。該書以“立德”開篇,張伯行采擇名儒的金言警句,倡導(dǎo)養(yǎng)成高尚的品行和德操。為官先敬德,張伯行在其幾十年的仕宦生涯中,極為看重官德的堅守與弘揚。張伯行在山東濟寧任官期間,有人欲立功德碑以贊其治河才干,他敬重自身的道德節(jié)操,以“這不是惹得眾人都嫉妒我”的一句話謝絕來者。任職江蘇巡撫時,他同樣看重自己的名節(jié),以“一絲一粒,我之名節(jié)”“取一文,我為人不值一文”來拒絕四面八方的饋贈者。外地任官、興辦書院的日用開銷,都算入張伯行自家的賬目。張伯行上任不帶家眷,日用飲食從不浮華,就是為了不斷涵養(yǎng)節(jié)儉清廉的為官品德。
以敬養(yǎng)民,要始終如一。張伯行在尚未出仕為官時,就有一顆關(guān)心百姓疾苦的善心。在儀封老家發(fā)生災(zāi)荒時,他協(xié)助家人低價出售米糧,幫助鄉(xiāng)鄰度難。在一次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途中,遇到無人認領(lǐng)的尸體,他便從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些錢,委托別人讓其入土為安。在山東濟寧為官時,百姓因饑荒而食不飽腹,看著百姓忍饑挨餓、叫苦連天的場面,他心里比刀割還痛,此時官府的倉庫中并不是沒有糧食,只是要等待層層審批,一時放不出來。張伯行知道等批文下來再開倉放糧,自己絕沒有錯,但百姓無法等待,他打開糧倉賑濟百姓,后來有人指責(zé)他的專斷行為,他以“倉谷重乎,人命重乎”這樣一句話回答,使得對方啞口無言。
張伯行的心中放著一桿秤,老百姓是這桿秤上的定盤星。在一些貪婪官員搜刮民膏民脂,用以巴結(jié)上級時,張伯行說出“我為官誓不取民一錢,安能辦此!”在江蘇任上,他更是以“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”“寬一分,民受賜不止一分”的警言,打破那時的官場潛規(guī)則,使得前來送禮的官員自討沒趣,引得吳地百姓紛紛夸贊,稱其為官“一清二白”。
從祀孔廟是古代官員的至高榮譽,這不僅是對其為官表現(xiàn)的肯定,更是對其人格的肯定。清朝僅有三位官員從祀孔廟,張伯行是其中一位。他恪守的三敬之道,啟示我們要堅決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園,常懷敬重之心,踏踏實實做事,老老實實做人,清清爽爽為官。(郭勝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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